立憲無望，譚延闿轉而革命，革命勝利后，繼任湖南都督，后任國民黨湖南支部的支部長。二次革命中先是被逼獨立，后又投袁自保。第一次督湘失敗，寓居青島。
在譚延闿等人的領導下，湖南的立憲運動如火如荼，立憲派一次又一次上書請開國會。在湖南立憲派的影響下，河南、江蘇、安徽等地的立憲派紛紛派代表赴京上書請開國會，立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迅速開展起來。清廷９年預備立憲期公布后，立憲派甚為不滿，認為此舉無法遏制一日千里的革命風潮，加速立憲才是正確之舉。于是，由江蘇諮議局局長張謇倡議，向各省發(fā)了通電，組織“國會請愿同志會”，請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
譚延闿積極響應這一號召，派專人參加了各省立憲派代表自１９１０年１月至１０月在北京的３次聯(lián)合請愿行動。雖然幾次請愿活動最后都歸于沉寂，但是這次聲勢浩大的請愿活動對促進民眾的覺醒，開啟民眾的智慧無疑起了重大的解放作用，同時清政府的消極反應加深了其與立憲黨人的對立。他們與清政府之間的裂痕日益擴大和不可彌合。
清政府在日益高漲的立憲風潮影響之下，被迫將預備立憲的期限縮短為５年，預定于１９１３年召開正式國會，在此之前，預先組織內閣。但清廷是以預備立憲之名行專制統(tǒng)治之實。１９１１年５月，“皇族內閣”出籠。立憲派大有被嘲弄之感，極為不滿，決定舉行諮議局聯(lián)合會第二次會議，商討對策。
譚延闿來京后，即被推舉為大會執(zhí)行主席。６月１０日，大會向都察院呈遞了親貴不宜充內閣總理，請實行內閣官制章程，另簡大員組織一折，強調“皇族內閣與君主立憲整體有不能相容之性質”，痛切陳詞，表達了眾多立憲黨人要求實行新的責任內閣的態(tài)度和決心，但是清廷為了防范權力外移，自然必須讓皇族掌握權力核心，所以自然沒有回音。不久，譚延闿繼續(xù)率大會代表再次上書，重申“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則”的現代民主政治之精髓。結果，清廷一道上諭嚴厲訓斥立憲派，沒有做出任何讓步。
譚延闿等人激憤難捺，再次針對清政府的騙局，立即以各省諮議局聯(lián)合會議名義發(fā)表了一份宣告全國書，揭露王公貴族們的行徑是“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緊接著，又發(fā)出通告各團體書，對“上諭”進行辯駁。立憲派受此重挫，與清政府之間的裂痕日益加大，逐漸放棄了依靠清政府走改良主義的道路。
一次次的請愿和上書活動，加深了立憲黨人團結起來、共同斗爭的愿望。他們在斗爭中越發(fā)的感覺到組織自己政黨的必要性。１９１１年６月４日，憲友會在北京成立，譚延闿被推選為湖南的負責人，不久又被推選為憲友會湖南支部的干事，走上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反清道路。
立憲無望，革命日熾。譚延闿在憤慨和絕望之余日益表現出贊助和支持革命的傾向。他在回到長沙后，日益覺得“對于時勢有一種緊急自衛(wèi)之意”，遂召集諮議局的主要領導人籌劃應對之策，大家認為革命已經不可挽回，應及早行動。會后，革命活動秘密展開，譚延闿對革命黨人的活動進行了多方面的支持與配合，他不僅掩護革命黨人逃脫湖南當局的追捕，而且積極幫助革命黨人籌措活動經費和軍費。并與焦達峰、陳作新等革命黨人合作，開始了立憲派與革命黨人共同反清的大聯(lián)合。
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后，湖南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決定于１０月２２日發(fā)動起義。１０月２２日，湖南省宣布光復，軍政府成立，焦達峰、陳作新分別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正、副都督，譚延闿任民政部長。他在參加起義的各界代表大會上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高度贊揚“湖南革命成功是樁大大的好事”，強烈譴責“滿清政府腐敗，賄賂共行，非亡不可”，并指出了革命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今日民窮財盡，危機四伏，我們若不再革命……中華有亡國之慘”，公開表明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和政治態(tài)度，這對湖南迅速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的示范和帶動作用，在軍隊中，“譚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的傳言，鼓舞了軍人的士氣和斗志。
湖南革命勝利后，湘西、湘南等地尚不安寧，然而，焦達峰、陳作新二人年紀輕、資歷淺，陶醉于初步的革命勝利中，很難服眾，無力維持湖南的穩(wěn)定與秩序。湖南都督府被時人稱為“梁山泊”，因此，立憲黨人對焦、陳二人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懷疑，于是，他們?yōu)榱朔稚⒑拖拗贫级降臋嗔?，在原來湖南諮議局的基礎上，成立了參議員，譚延闿被推選為院長，負責和掌管參議院的一切事務。但是由于革命初成，新軍舊有的習氣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各派為爭權乘亂大打出手，長沙局勢不穩(wěn)。光復不幾日，陳作新、焦達峰即先后遇害。譚延闿在湖南省頗有聲望，又是參議員的院長，并且素來與革命黨人有密切聯(lián)系，于是被推為都督，開始了第一次督湘。焦達峰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譚延闿第一次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軟弱，在“眾軍隊往迎譚延闿于舍”時，他竟然“驚悸失色，不知所出”，后來在其母的勸導和說服下，才“奉母命而維持秩序”。
譚延闿上臺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撫人心，維護長沙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他知道自己出任都督，事出突然，所以他首先處理了焦達峰、陳作新罹難后的相關事宜，高度贊揚了焦、陳二人“厥功甚偉”，立即派人“以都督禮敬謹殯殮”，并撫恤他們的家屬。為了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他繼續(xù)堅持了焦、陳行政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在人事方面也沒有做重大的變動。這使得長沙的社會秩序得以好轉，有力地支持了湖南各地的革命。
此外，他繼續(xù)堅持反清共和的革命路線，通過各種途徑，與尚未獨立的省份積極聯(lián)系，策動他們參加革命，積極獨立。在他的勸說和影響下，廣西、福建、甘肅等省相繼獨立，對瓦解清政府的統(tǒng)治起了重要作用。
譚延闿任都督后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大力援助和支持湖北革命。根據事前的約定，湖南和湖北在革命中要相互支援和幫助。為此，譚延闿不僅派出數批援鄂部隊，直接入鄂作戰(zhàn)，積極改善入鄂作戰(zhàn)部隊的武器和裝備，而且設法支持和援助了鄂軍大批的軍用物資。為了提高前方將士的士氣，激勵他們奮勇殺敵，譚延闿還積極改善和提高他們的待遇和軍餉，雖然武漢保衛(wèi)戰(zhàn)最后失利，但譚延闿的貢獻不可磨滅，他對對湖北革命的積極支持和贊助，將永遠彪炳史冊。
為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譚延闿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這是他主持湖南省政以后做的第三件大事。首先，在立憲派、革命派和實力派舊軍官之間進行權力再分配，各派都得到了好處，相安共處；撤銷副都督、臨時參議院和民政部，高度集權于都督。第二，地方政府機構建設方面，重用開明紳士和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第三，任命革命黨人周震麟為籌餉局局長，負責當時對革命有重大意義的軍隊的后勤補給工作，使其成為湖南反清同盟中革命黨人的總負責，周震麟在譚延闿的許可下，將亡清官僚、豪紳富室、奸商猾賈列為重點籌餉對象，對封建勢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打擊。
譚延闿所采取的一系列維持社會秩序的措施，逐漸維持了自己的統(tǒng)治，鞏固了革命成果，革命形勢的發(fā)展使帝國主義十分恐慌，他們紛紛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決定共同來“調?！蹦媳彪p方，脅誘革命黨中止轟轟烈烈發(fā)展的革命運動，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充當了帝國主義“調?！钡拇砣?。
譚延闿對袁世凱的武力威脅和政治誘和進行了堅決的反對，聲稱袁世凱一邊和談一邊開展的狡猾行徑是在“玩弄民軍”，只有先停戰(zhàn)才能開始和談，和談必須以實行民主共和為前提，否則就只有“決戰(zhàn)疆場”。譚延闿甚至選派革命黨人“謀殺袁世凱”，以打亂和談的部署。但是“和談”仍然在立憲黨人中間占了主流，最終，以清帝退位，袁世凱承認民主共和為基礎南北雙方達成了協(xié)議。譚延闿以為革命已經成功遂轉而支持袁世凱，甚至在遷都北京的問題上，堅定地站在袁世凱一邊，歷陳北京適宜定都之要因。
鑒于譚延闿在革命中的積極表現，１９１２年４月，他正式加入同盟會。同年９月被推舉為國民黨湖南支部的支部長，但這并不意味著譚延闿已經轉變?yōu)橐粋€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者，他身上的君主立憲的烙印仍然沒有褪去。于是身兼軍政府都督、國民黨湖南支部長、同盟會會員多重身份的譚延闿在湖南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裁軍整軍，厲行軍事改革，節(jié)省軍費和各項開支，統(tǒng)一湖南的軍政。但與此同時借整軍之機，譚延闿也排除了異己和革命勢力。
其次，仿效西方的政府機構，健全立法和司法機構，開近代民主政治之先河。
更重要的是，譚延闿還頒布許多優(yōu)惠政策鼓勵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湖南掀起了舉辦近代實業(yè)的熱潮。他不僅組織成立湖南軍路局，修筑長沙至湘潭的鐵路，開湖南人自己修路之先河，而且倡導、鼓勵甚至支持和保護一些工礦企業(yè)。
正如時人所言：“湖南的工業(yè)本來極幼稚。民國元、二年間，一般人士都說振興工業(yè)是救國的第一要著，又是我們湖南的第一要著。正當那譚祖安（延闿）做都督的時候，提了許多的公款來‘振興工業(yè)’。當時的什么實業(yè)公司和某項工業(yè)籌備處的招牌，到處皆是。有官辦的，有商辦的，也有官商合辦的?！泵绹鴮W者周錫瑞就指出：“在１９１２年的環(huán)境里，譚延闿的政權代表了在中國的開明進步道路。湖南，作為新的國民黨（它由同盟會和一系列較少的改良主義政黨所組成）的一個據點，使勁地反對袁世凱集中官僚權力和財政經濟。都督主動地鼓勵資產階級工業(yè)化。在教育、司法改革和禁止鴉片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弊T延闿的執(zhí)政措施被他稱之為“都督主動地鼓勵資產階級工業(yè)化”。
１９１３年７月，因“宋教仁案”，反袁的“二次革命”爆發(fā)。廣大的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從對袁世凱的幻想中覺醒，中華國民“人心鼎沸，國賊國賊之聲，震于寰宇”，這無疑增加了孫中山武力倒袁的信心和勇氣，致使他迅速走上反袁的道路。袁世凱在數日內罷免由國民黨人掌權的南方多省，致使國民黨人迅速舉起反袁的二次革命之義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紛紛宣布獨立。宋教仁是湖南人，案發(fā)后，湖南革命黨人情緒激昂，誓死以實際行動告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靈，孫中山要求譚延闿響應各省獨立，起兵反袁，但譚延闿由于自身實力和力量的考量并不愿與袁世凱為敵。因為當時他覺得袁世凱擁有重兵，又獲得五國銀行團的借款，實力遠在湘省之上，即使各省聯(lián)合，鹿死誰手，亦難預料。
更何況譚延闿是半路出家的國民黨員，根底不固，不為國民黨領袖所重視，就是討袁成功，他也不會得到更多好處。南方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他們連電催促譚延闿獨立，革命派也趁機相逼。在此雙重壓力下，譚延闿為自保，被迫于７月２５日宣布湖南獨立，通電各省“與袁賊斷絕關系”，力主“誓滅袁賊，早奠國基”。
雖然譚延闿在“二次革命”中反應遲緩，遲遲不肯表態(tài)，但是一旦當他宣布與袁世凱決裂之后，就積極投入到反袁的革命行動中。他不僅做出了周密的軍事部署，而且為了增強軍隊的戰(zhàn)斗力，整頓軍紀、嚴肅軍風、維持社會秩序，更是發(fā)動強大的宣傳機器，造成聲勢浩大的反袁聲浪，然而這一切沒有改變“二次革命”失敗的厄運。
由于討袁軍倉促應戰(zhàn)，準備不足，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各地討袁軍連吃敗仗，二次革命幾近失敗。在此情形下，譚延闿于８月１３日宣布取消獨立，還在致袁世凱的電文中極力辯解道：“此次獨立實為保地方秩序起見，現議決即日取消獨立，請中央迅速委人接任都督”，“請大總統(tǒng)從嚴懲辦”。
譚延闿手書中山陵碑文
但與此同時，譚延闿為保都督之位，托與自己關系甚好的黎元洪等人向袁世凱說情，并表現出惟袁命是從的姿態(tài)。礙于黎元洪的面子，更出于分化、瓦解南方各實力派的需要，袁世凱稱“譚延闿（獨立）諒非本心”，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仍判譚延闿四等有期徒刑，褫奪陸軍上將軍銜。后經黎元洪和熊希齡再三求情，袁世凱才將他特赦。
譚延闿的第一次督湘生涯隨著湯薌銘成為湖南都督而結束，自此湖南就成為北洋軍閥治下的一個省區(qū)。
１９１４年２月，譚延闿失望離京，寓居青島。此時，陸潤庠、徐世昌、趙爾巽等人也客居青島，同是天涯淪落人，譚延闿經常與他們吟風弄月，同游名勝，切磋學問，飲酒作詩，談古論今，大有重新恢復士大夫面貌的氣勢，但是他從來沒有忽視對國內政治局勢的關注，不斷積累著復出的資本，尋找著復出的時機，實現他那心中許久的“治國平天下”的抱負。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日本借口對德宣戰(zhàn)，發(fā)起了對青島的進攻。譚延闿為避戰(zhàn)禍，舉家遷到上海，住在赫德路６５號。閑來無事，他每日練字，臨麻姑仙壇記共２０遍，并作了長沙辜氏族譜序。此后，譚延闿的書法以顏字為宗，自此之后，他從未間斷臨摹，所以，書法造詣頗深。據統(tǒng)計，他當時共臨摹麻姑仙壇記２０３遍，他的書法俊秀，聞名于世，向他求字的人絡繹不絕。黃埔軍校大門上的校名“陸軍軍官學?！睅讉€大字和中山陵碑亭上的“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十幾個字，皆出自譚延闿之手。
袁世凱死后，譚延闿二次督湘，頗有作為。段祺瑞任用內弟傅良佐為湖南督軍，譚抵抗失敗，拍賣大批會產，做好復出準備，經故鄉(xiāng)茶陵去上海當寓公。
袁世凱在鎮(zhèn)壓“二次革命”后，自以為勝利在握，便更加放肆地踐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其皇帝美夢做準備。湖南的都督湯薌銘作為袁世凱的親信，充當了他復辟帝制的急先鋒。然而袁世凱、湯薌銘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國人民包括湖南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抗爭。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勢力順應歷史潮流，再次舉起反袁的義旗，聲勢浩大的護國運動因此爆發(fā)。繼蔡鍔在云南舉起護國運動的大旗后，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省相繼獨立，這給苦苦尋求復出的譚延闿提供了一個良機，于是他毫不猶豫地提筆寫了一份致袁世凱的電文，完全沒有了曾經的那份唯唯諾諾，大力譴責其復辟帝制“民怨沸騰、親離眾叛、財匱于內、兵禍于外”，督促袁世凱“宣告退位，還之國民”。
湯薌銘在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也假意宣布湖南獨立，但是湖南人民的倒湯之聲不絕于耳。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湯薌銘請其兄湯化龍做譚延闿的說服工作，希望譚延闿能出面調停。但是譚延闿覺得出山時機還尚未到，于是半推半就。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凱在舉國討袁聲中憂憤而亡。此時譚延闿認為復出時機已到，于是一面與湯薌銘保持接洽，一面組織和恢復舊部，為東山再起籌措軍事資本。舊友黎元洪繼任總統(tǒng)，這更使得譚延闿覺得復出有望，黎元洪在繼任總統(tǒng)之后，以總統(tǒng)名義于８月１日任命譚延闿為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闿閑居兩年之后東山再起。８月２０日，回到長沙。２２日正式就職，第二次督湘，從而結束了為期三年的下野生涯。
譚延闿主政后，借鑒第一次督湘失敗的教訓，同時面對段祺瑞武力統(tǒng)一中國的熊熊野心，重視軍事力量的培養(yǎng)和部署。他利用段琪瑞內閣的裁軍方案，在革命黨人黃興的支持下，重新改編湘軍，排除異己，培植親信趙恒惕部，牢牢掌握了湖南省的軍權。同時針對改編后的軍隊，加強軍事訓練，增強武器裝備，嚴肅軍紀和軍風，提高士兵的待遇和軍餉。改編后的湘軍戰(zhàn)斗力大為提高，在譚延闿的指揮下，清除了湘西、湘南的匪患，使邊陲之地的社會秩序大為好轉。
因長期戰(zhàn)亂，湖南省的文化教育事業(yè)遭到了嚴重的摧殘。譚延闿上臺后，花大力氣抓興學育才工作。
首先，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重新檢定全省各校教師的資格，辭退不合格教師。為了使教師安心從教，譚延闿多次下令不許各校教師在社會各界兼任任何性質的職務，主張教師應該以教學為天職，不應搞第二職業(yè)。同時合理安排已經畢業(yè)的師范生，充實各地的師資力量。
其次，查勘各校的損失情況，以各校損失之多少，分為甲上、甲中、甲下、乙上、乙中、乙下、丙等及不列等７種，根據各校受損的實際情況分期予以賠償。
第三，獎勵留學。選派優(yōu)秀學生赴外國深造，并形成制度，為了吸引大量的留學生返湘，譚延闿從經費上對留學生做出了重大的支持，他曾明確表示蔣廷黻等１４人“準補官費款即寄，希轉令知照”。
振興實業(yè)，是譚延闿此時的又一個工作重點。興辦實業(yè)學堂，并予以資金和技術設備方面的照顧，培養(yǎng)了許多真才實學之人。這些人才在走上工作崗位以后迅速把在學校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推動了湖南省實業(yè)的振興和發(fā)展。推動絲業(yè)、茶業(yè)和航運業(yè)的恢復與發(fā)展也是譚延闿振興事業(yè)的重要內容。
興辦礦業(yè)，是譚延闿振興實業(yè)的重中之重。湖南礦藏豐富，銻、鉛、鋅等甲于全國。譚延闿在委托專員調差湖南礦務的基礎上，重點制定了新化錫礦山、常寧水口山鉛鋅礦的開發(fā)方案。同時力爭湘礦省有，改組礦務局，改變礦務的管理辦法，健全礦務制度，派駐礦警保護礦山，防止匪患，這些措施得力，行之有效，不僅原有礦山得到恢復和發(fā)展，新的礦山和礦業(yè)也不斷出現。正如湖南大公報所言：湖南實業(yè)邇來漸有起色，如華昌煉礦公司、光華公司投資之踴躍，實出吾人意料之外，近聞又有組織自來水公司及承頂紡紗廠者，此實吾湘實業(yè)前途之光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譚延闿第二次督湘期間，他的宏圖計劃中還有查禁鴉片這一重大內容。他不僅親自部署鴉片的整改部署，主持制定了湖南全省禁煙查緝章程，使禁煙運動確實有法可依，而且還與鄰省通力合作，共同查辦大案要案，因而禁煙運動頗有成效。
另外，輸出茶葉，發(fā)展對外貿易也是譚延闿振興實業(yè)的內容。譚延闿不僅親自擬定和頒發(fā)輸茶之法，而且廣開言路，要廣大人民群眾建言建策。對外貿易的迅速發(fā)展，增加了全省的財政收入和外匯，財政收支嚴重脫節(jié)的局面得到緩解。
譚延闿的發(fā)展教育和振興實業(yè)的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與此同時，由于沒有處理好各方的利益關系，有的地方和部門借發(fā)展之名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社會矛盾仍比較突出，各地罷工、罷課、罷市等反抗斗爭時有發(fā)生，譚延闿的統(tǒng)治事實上并不穩(wěn)固。據不完全統(tǒng)計，在譚延闿第二次主持湖南省政時，各地發(fā)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有２０余起之多，人民群眾的反抗影響了譚延闿的統(tǒng)治，這是他第二次督湘迅速結束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對內采取多種措施鞏固統(tǒng)治外，譚延闿鑒于湖南在歷次南北戰(zhàn)爭中所處的重要戰(zhàn)略位置，采取了“南北依違”之策，以抵抗南北軍閥對湖南的染指。傅良佐
他通過厚葬革命元勛黃興、蔡鍔，聲討張勛復辟，維護民主共和等方式以取得南方革命勢力對其的諒解和支持。以“湘人治湘”之策來拒段祺瑞對湖南的控制，但狡猾的段祺瑞接過了譚延闿“湘人治湘”的口號，派其內弟，同是自己的嫡系的傅良佐任湖南都督，同時為了避免大的震蕩，保留譚延闿湖南省長的職務。傅良佐在就任之前，為緩和湖南人民的反抗情緒，發(fā)表了所謂的“治湘三大方針”：（一）湘人治湘；（二）軍民分治；（三）不帶北兵入湘。
段祺瑞的易督令下達后，譚延闿請熊希齡設法使段祺瑞收回成命。段祺瑞卻言：“譚省長清亮淑慎，勤政愛民，唯軍旅非所素嫻，故以民事專畀。今日文人不能將兵，已為各國通例。為軍事計，為湘省計，為祖安計，皆以專辦民事為宜。湘俗強悍……善用之則為勁旅，以衛(wèi)國家，否則逾越恒軌，以資擾害，尤非知方通變之才，不能控制統(tǒng)馭。湘省易帥，良非得已。”熊希齡退而提議“督、長不同城”，督軍傅良佐駐岳州，省長譚延闿駐長沙，但段祺瑞怎么可能改變這一醞釀已久的主意呢？
口舌無效，譚延闿決定以武力對抗。由于親信趙恒惕回鄉(xiāng)守制，其他各軍大多事實上已經投靠北洋軍閥，一些人則反對用兵，軍心不齊，士氣不振。譚延闿便求助于陸榮廷、唐繼堯等西南軍閥。雖然陸榮廷表示“湘桂唇齒相依，你如果要干，我一定支持，惟力是視”，唐繼堯則言：“湖南為西南的門戶，萬不可放北兵一兵一卒進來，滇軍有一師在韶關，可以隨時入湘增援?！钡珜嶋H上，二人援湘熱情并不高，各懷鬼胎。而這時，北洋軍則浩浩蕩蕩地進駐湖南，西南援軍又遲遲不到，譚延闿明顯處于劣勢，無奈之下，只好表示歡迎新督軍。但他仍然化被動為主動，以退為進，把自己的親信林修海和劉建蕃部調往湘南和湘西以示退卻，借以向段祺瑞表明自己并無抗拒北軍進駐之意。
譚延闿在卸任之前，拍賣大批會產，用以擴充軍費，作卷土重來的準備，并提出一部分饋贈文武官吏，以收買人心。譚延闿離職時，各級長沙官員全體向北京政府提出辭呈，表示“與畏公共退進”。他還專門從湖南教育基金里撥出一筆專款，給總務廳長林伯渠、教育司長熊知白、交涉科長陳寅恪三人作赴美留學費用。
譚延闿“做慣了婆婆，做不了媳婦”，在傅良佐到長沙就任前，就于１９１７年９月１日向北洋政府辭去湖南省長職務，取道茶陵老家再次避居上海。譚延闿的二次督湘就這樣無可奈何地結束了。
譚延闿第三次督湘，順應時局鼓吹“自治”，活動搞得轟轟烈烈。他為毛澤東的“文化書社”又題名又剪彩，好不熱鬧。親信趙恒惕反戈一擊，內憂外患，他被迫隱居上海。
段祺瑞上臺后，對內公布“三不”施政綱領，即“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tǒng)”，實行專制獨裁統(tǒng)治。段祺瑞“一手遮天，目無余子”的獨裁作風，使孫中山大失所望，“規(guī)復約法，尊重國會”已無望，“重陷天下于糾紛”。于是，他南下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聯(lián)合西南軍閥擬“出兵八十營分組五軍……克日三路入湘”。北洋軍閥因為戰(zhàn)線過長，兵力有限，加上失去人心等因素，一時難以取勝，護法聯(lián)軍在湖南大敗北洋軍，湖南都督傅良佐、省長周肇祥倉皇出逃。
北洋軍在湖南的失敗，加深了直皖兩系軍閥的矛盾，段祺瑞被迫辭去國務總理的職務。在湖南無人主政的情況下，譚延闿的舊部致電北洋政府，請求譚延闿回湘主持大計：“現省城秩序雖幸稍復，而主持大政，端賴得人。前譚都督延闿兩次蒞湘，軍民愛戴，以回原任就熟駕，輕另易生人，終非湘福?！睍r任總統(tǒng)的直系軍閥馮國璋在無法應對局面的情況下，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８日，特任譚延闿為湖南督軍兼省長，借以分化湘桂兩軍。
譚延闿雖遠居上海，但一直在伺機重執(zhí)湘省大權。他認為此時回湖南時機還不成熟，堅不就任。他于是以北軍一律撤出岳州；駐湖南的桂軍由湘省長向譚浩明直接交涉退出湘省，政府不得干涉；中央撥巨款，維持湘省市面；湖南原有陸軍兩師，仍照舊募集；擔任本省防務等５項苛刻條件回絕了馮國璋的“美意”。不久，皖系軍閥張敬堯因在與吳佩孚的戰(zhàn)爭中立下汗馬功勞，遂被段祺瑞任為湖南督軍。張敬堯到達長沙后，“縱兵殃民，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人稱第七師為‘披著軍衣的活強盜’”，該師第五團“白天是兵，夜晚是匪”，魚肉鄉(xiāng)里，民憤極大。
在護法聯(lián)軍屢屢失利，湘桂矛盾不斷激化的形勢下，陸榮廷想到了譚延闿，想憑他的資歷以及與湘軍將領的淵源，緩和湘桂矛盾。此時，孫中山因受到陸榮廷、唐繼堯等軍閥的排擠，于５月２１日憤然離開廣州赴上海。譚延闿認為南北必將議和，自己重回湖南的時機已經成熟，便于１９１８年４月從上海啟程赴廣州。
廣州是譚延闿年幼時的生活之地，故地重游，感慨萬千，即興作詩曰：二十年前疊鼓聲，今來仍向耳邊鳴。舊人老盡長堤改，悵觸平生是此行。
幾日后，譚延闿離粵赴桂，經南寧于４月１９日在武鳴會見了陸榮廷。兩人經過反復商議，決定重建湘桂聯(lián)合戰(zhàn)線，利用直皖兩系軍閥之間的矛盾，聯(lián)直反皖。隨后，譚延闿路過廣西臨桂，說服曾經的好友張其昀，與他共謀大業(yè)。５月中旬，譚延闿與張其昀等人到達柳州。６月，譚延闿在湘軍將領趙恒惕等人的擁戴下，與張其昀等人正式到達湘南境內的永州。這一路的舟車勞頓使譚延闿更感前途渺茫，勝利無望。有詩為證：遠道無消息，傳聞有是非。冥冥真鎮(zhèn)負，惘惘獨來歸。白首盟猶在，丹心愿已違。愁心同綠水，無語對斜暉。
而此時，吳佩孚率領的北洋軍正打算由衡陽進攻零陵。駐扎該地的多數湘軍將領都主張退守永州城下尋求出路。張其昀堅持親自率領３００人守城，布置疑兵，“令諸軍從春后退”。這樣兩軍對峙，誰也無法往前推進一步。
為了早日掃除障礙，重返湖南政壇，譚延闿在與陸榮廷等人反復商量之后，決定派張其昀到衡陽與吳佩孚談判，最終于６月２５日正式簽訂停戰(zhàn)協(xié)定，７月３日，吳佩孚主動派人參加在衡陽由譚延闿親信張蒲廷、呂蒲生、蕭仲祁等人發(fā)起召開的各界人士罷兵息爭大會，為期數月之久的戰(zhàn)爭結束，湖南的混亂局勢趨于好轉，譚延闿也因此被廣州護法軍政府任命為湖南督軍，掛著“在野督軍”的旗號，在湘南與張敬堯對峙。
譚延闿雖然掛著“在野都督”的招牌，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因而只能偏安湘南一隅，生活并不順心。恰逢期間，自己的妻子方氏又病逝，這對譚延闿的打擊是重大的，更重要的是，眼看入主湖南無望，這給權勢欲望極強的譚延闿造成的苦悶可想而知。
但作為湖南２００余年來僅有的一個會元，譚延闿絕非等閑之輩，他迅速調整好自己的狀態(tài)，從苦悶、無奈中走出來，積極為第三次主政湖南做準備。他利用北方直皖兩派系之間以及孫中山與桂系軍閥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之際，采用合縱聯(lián)合之術，網絡各方相關勢力，培植親信。他借機擠走了程潛，其親信趙恒惕迅速與程潛斷絕關系，按照譚延闿的意思，指責程潛與北洋軍暗自勾結，“破壞西南大局”，譚延闿順勢在部分湘軍將領的擁護下，成了湘南湘軍的唯一統(tǒng)帥，并以總司令的頭銜統(tǒng)帥湘軍。
另外，譚延闿在西南桂系軍閥的支持和默認下，借湘西鎮(zhèn)守副使兼第五區(qū)司令周則范被殺一事，出兵統(tǒng)一湘西，大大擴展了自己的勢力，壯大了自己的聲勢。
在逐步收復湖南失地的同時，譚延闿還針對南北議和的情況，不斷致電北洋政府和南方護法軍政府的要員，表示自己對時局與和談的意見，為政治上東山再起攫取資本。
張敬堯在湖南采取極為殘酷的反動統(tǒng)治，不僅出賣工礦利權，橫征暴斂，搜刮民財更是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他嚴厲鎮(zhèn)壓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湖南人民的憤怒如打開閘門的洪水一發(fā)不可收拾。在“五四”風潮的影響下，他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譚延闿深知張敬堯是其統(tǒng)一湖南的最主要的敵人，于是他順勢參加到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中，不僅積極支持全省民眾的請愿、罷課、罷工，而且主動與吳佩孚、陸榮廷等軍閥聯(lián)合驅張，甚至在時機成熟時，以６０萬元的軍費換取吳佩孚的支持，使其主動從湖南撤軍，吳佩孚的撤防使張敬堯陷入孤軍奮戰(zhàn)的境地，沒有抵抗多久，張敬堯便倉皇逃往湖北。緊接著，駐扎常德的馮玉祥部在常德商會湊足了１０萬元的開拔費后，也撤到了湖北境內。自此，湖南全為譚延闿的軍隊占領。
張敬堯
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７日，身兼督軍、省長和湘軍總司令三職的譚延闿風風光光地回到長沙，開始了他的第三次督湘。
然而譚延闿第三次督湘的日子并不好過，于是他在繼承前兩次督湘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力圖使民窮財困的湖南恢復元氣。他推行嚴厲的軍事統(tǒng)治，為了挽救瀕于崩潰的財政金融形勢，他置人民的生活困境于不顧，大量發(fā)行公債票，搜刮民脂民膏，為了尋求外國的支持，崇洋媚外，但是鑒于他本人的政治態(tài)度和湖南本已惡化的財政經濟形勢，他所采取的措施，沒有收到很大的成效，反而更加劇了社會矛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譚延闿在第三次督湘期間，采取的最重要也是導致其下臺的關鍵一步就是湖南自治。
譚延闿上臺之前，湖南周邊各省已相繼掀起了“民治”、“省治”的熱潮，如以毛澤東為首的新民學會會員反復討論“驅張”以后湖南應當實行自治的問題，他在湖南人民的自決、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中，突出強調“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反復聲明“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
旅居外省的湘籍人士彭璜也發(fā)表改造湖南宣言，認為要使湖南免于北洋軍閥和西南軍閥的侵擾，必須要“湘人事湘人自決，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而湖南人民因連年遭遇北洋軍閥的殘暴統(tǒng)治，希望能恢復民氣，實行湖南自治。譚延闿在各種輿論的鼓勵和促使下，認為實行自治對他的第三次督湘很有利，遂決定利用民意，為“湘人著想”，與南北軍“劃疆而守”，實行自治。
７月２２日，譚延闿向全國發(fā)出“闿電”，謂：“民國九年，內爭不息，日言國家和平，而戰(zhàn)禍日漸擴大，與和平相去日遠，推源禍始，皆由當國武夫官僚蹈襲前清及袁氏強干弱枝政策，強以中央支配地方?！饜簯?zhàn)劇爭。蓋民國之實際，純在民治之實行；民治之實際，尤在各省人民組織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權分事舉，和平進步，治安乃有可期……鄙見以為，吾人苛有根本救國決心，當以各省人民確立地方政府，方為民治切實辦法?！]及全省人民，久罹鋒鏑，艱困備嘗，欲為桑梓久安之謀，須有根本建設之計，原本湘民公意，決定參合國會討議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選省長及參事制，分別制定暫行條例，公布實行”。
這份通電可謂言辭誠懇，它從湖南人民免于戰(zhàn)禍，渴望修復民氣的愿望出發(fā)，繪制了一幅聯(lián)省自治的美好藍圖。為免于陷入孤掌難鳴的地步，譚延闿還致電西南軍閥陸榮廷等人，勸其實行“粵人治粵”，這幾份電文一出，就得到熱捧，一時間聯(lián)省自治之聲不絕于耳。
各個方面都對譚延闿的這個主張表示了高度的認同和附和。熊希齡以旅京湘紳的名義致電譚延闿：“闿電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國救各省”，并請梁啟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綱和湖南自治根本法，希望譚延闿“本自決精神，途由本省制定根本法，其成立手續(xù)，則由省教育會、商會聯(lián)合動議，集多致人之連署，選出代表、草定自治法，再照歐美各國先例，交由全省人民總投票表決”，對譚延闿的支持可見一斑。旅滬湘人組織了“湖南改造促進會”，號召湘民“奮起自生”，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應自負其創(chuàng)造之責任”的自治宣言，支持譚延闿。
在省內外的一致贊同、支持、呼吁和敦促之下，譚延闿于９月１３日以個人名義興致勃勃地邀集在湘的官紳名流和省議會議員３０多人在湘軍總司令部召開了所謂的“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１０人，舊省議會１１人組成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隨后省議會還以民意機關自居，組織了“自治研究會”。湖南社會頓時充滿自治的空氣。毛澤東的“文化書社”應時而生，譚延闿不僅為他書寫了“文化書社”的匾額，還為書社的開業(yè)剪彩。豈料日后毛澤東成為“共匪”，成了自己的敵人。當毛澤東率軍進攻長沙城時，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譚延闿，不禁長嘆：“唉，早曉得會這樣，當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喲？派兩個兵把毛澤東一抓，何至今日勞師動眾？”
然而，好景不常。不久，譚延闿就對自治不甚熱心，而他偽自治、包辦制憲的面目也日益暴露出來。為此，社會各界人士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和譴責，其中以毛澤東的見識最為深刻和精辟。他指出：“所謂湘人治湘，仍是一種官治，不是民治，故‘湘人治湘’一語，我們根本要反對，因為這一句話，含了不少的惡意，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對譚延闿的批判可謂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但譚延闿根本無視人民的正義呼聲，完全不理會人民對自治的正當意見。于是湖南的工農商學兵各界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請愿示威活動，譚延闿在強大的民情輿論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各團體公舉代表共同起草組織法，但卻擔心這樣做會失去對整個過程的控制，于是便組織“自治期成會”和“湖南湘西善后協(xié)會”等御用團體，強奸民意，混淆視聽，在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之后，他邀請長沙各公團及制憲請愿代表召開聯(lián)席會議，試圖通過仍由舊議會起草的湖南人民憲法會議組織法，但遭到各界人士的一致抵抗和反對，逐漸陷于自己精心設計的陷阱中。
內憂尚未解決，昔日的盟友也背叛了譚延闿。１０月下旬，桂系軍閥被滇、粵軍擊敗，陸榮廷、岑春煊等人宣布取消“西南自主權”，與此同時，北洋政府也下達了所謂的統(tǒng)一令。對此，譚延闿感到十分惶恐，他認為南北對峙的局面一旦結束，“聯(lián)省自治”就會陷于孤掌難鳴的境地。但他仍故作鎮(zhèn)定，不放棄促成私辦省憲的活動。１１月２日，譚延闿率湘軍全體官兵發(fā)出宣言：反對岑春煊等人自行取消廣州護法軍政府，重申其湖南自治的主張，并打算將這一主張進行到底。他聲稱：“湘草主張與西南護法各省一致，一切問題須由公開和開會解決”，“湘人實行自治，以樹聯(lián)省自治之基，不受任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何方。如有橫加侵略者，必以正當對付?！?/p>
趙恒惕
外援依靠不成，譚延闿只好自己加快動作，迅速完成自治的過程。于是，他在沒有召開各界公團會議的條件下，擅自命令舊省議會按照自己在１９１３年第一次督湘期間所定的舊法進行所謂的“選舉”，并恢復各縣在１９１３年存在過的縣議會。之后，舊省議會便在譚延闿的授意下，趕制了憲法會議組織法，在迅速完成“制憲”之后，譚延闿故作姿態(tài)，于１２日通電召開各公團會議，征求他們對已經制定的憲法會議組織法的“人民意見”，并以三天為限，要求各地將意見反饋到省議會。此舉遭到了各界的反對，譚延闿包辦制憲、假自治的面目徹底暴露，大規(guī)模的請愿和示威活動不斷，譚延闿疲于應付。
更讓譚延闿腹背受敵的是曾經自己著力培養(yǎng)的親信趙恒惕，此時利用社會上的“倒譚”呼聲，逼自己下臺。
湘軍內部本來就派系眾多，內部矛盾此起彼伏。此時，這種矛盾已經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早在剛入湘南時，譚延闿曾表示自己回湖南是與廣大將士同甘共苦、拯救萬民于水火的，“將來打完仗，軍事交趙（恒惕），民事交林（支宇）”，自己決不貪戀權位。然而，譚延闿上臺后卻自食其言，不僅自己身兼湖南都督、省長、湘軍總司令等實職，緊抓權力不放，而且譚派的將士也組成“馬嘶團”、“元勛派”身居高位，這引起了趙、林等人的不滿。國民黨人周震麟策動湘軍的實力派程潛反譚激化了程、譚之間積累許久的矛盾。之后，譚延闿借“湖南自治”之機，一手包辦制憲，遭到湖南各界的反對，更為趙、林、程倒譚提供了有利時機。
１１月１３日，反譚的程潛部軍人以軍餉之名發(fā)動平江兵變，槍殺譚派軍官，并發(fā)出了“除宵小，清君側”的通電，一時社會上人心惶惶。譚延闿派兵討伐，省城兵力空虛，趙恒惕乘機逼駕。
譚延闿為了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表面上同意與各派商議，召開湘軍各派軍官會議，并以“還政于民、廢除督軍、民選省長”為名試圖換取民眾的支持，甚至把最重要的兵權讓與趙恒惕，然而這絲毫無助于矛盾的解決。趙恒惕表面上超然于譚、程矛盾，對湘軍總司令一職表示“不愿私相授受”，實際上卻早已在做倒譚的準備，暗自派出多股親信部隊進入省城“維持秩序”。
面對內憂外患的情形，譚延闿深感已無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但多年的官場經歷，使他十分迷戀權位，所以仍試圖做最后的掙扎，他希望曾經的親信趙恒惕能挽留他。不僅趙恒惕，曾經的舊部曾繼梧、魯滌平都敦促譚公“退職”，譚延闿在絕望和走投無路之際，被迫向省議會提出辭職咨文，于１１月２３日宣布“本人即日離職，去滬養(yǎng)病，湖南事另舉賢能繼任；省城秩序重要，請趙師長維持”。２４日，趙恒惕接替湘軍總司令一職，出面“維持秩序”。２５日，林支宇任臨時省長。
下野的打擊對譚延闿暫且不說，恰逢此時，譚延闿之妻方氏病逝于上海，其靈柩正由人從上海送回家鄉(xiāng)湖南安葬，譚延闿請求趙恒惕寬限他幾日離湘，以便他料理夫人的喪葬事宜，但趙恒惕深怕中了譚延闿的緩兵之計，沒有同意。譚延闿后來常把這件事“引為生平大恨”。幾日后，譚延闿離湘赴滬，重新過起寓公生活。
譚延闿這次督湘僅半年時間，雖然煞費苦心，采取諸多措施，但終究無所建樹，樹敵頗多，不僅親信趙恒惕與之決裂，失去強大的軍事依靠，而且引起了萬民的公憤。在其離開長沙時，不少商民用湖南省政府發(fā)行的紙幣粘成“萬民傘”，夾道歡送，以發(fā)泄他們因紙幣貶值而導致傾家蕩產的怨氣。譚延闿短暫的第三次督湘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