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鎮(zhèn)壓武昌首義的清廷干將
王占元，字子春，１８６１年２月２０日生，山東館陶縣人。
１８８５年被保送入天津武備學堂第一期學習。１８９０年畢業(yè)，投入宋慶的毅軍，參加過甲午中日戰(zhàn)爭。１８９５年往天津小站投入袁世凱編練的新建陸軍，被委為工程營隊官。１９０２年，袁世凱著手擴充軍隊，以小站舊部為骨干，于保定編練成北洋常備軍，王占元任步兵第七營管帶。第二年晉升為步兵第一標統(tǒng)帶。１９０４年，袁世凱、鐵良奉命開始編練北洋陸軍六個鎮(zhèn)，王占元被提升為第二鎮(zhèn)第三協(xié)第五標統(tǒng)帶。１９０６年王占元由副將銜補用游擊，準以“參將留直補用”。１９１０年升為記名總兵。１９１１年４月，授陸軍協(xié)都統(tǒng)銜。
同年１０月，武昌起義爆發(fā)，王占元的第三協(xié)奉命編入第一軍，南下鎮(zhèn)壓革命。１０月２７日，在馮國璋的指揮下，王部伙同其他部清軍從革命軍手中奪取漢口，縱兵燒殺搶掠，極為殘忍。１１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純等部軍隊攻陷漢陽，使革命軍孤守武昌，陷于嚴重困難。王占元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賞賜，由統(tǒng)領(lǐng)晉級為第二鎮(zhèn)統(tǒng)制。
１９１２年，中華民國成立，原來進攻革命軍的北洋陸軍各鎮(zhèn)改為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王占元繼續(xù)擔任第二師師長，駐保定。１９１３年春夏間移駐信陽，參與鎮(zhèn)壓“二次革命”。１９１４年３月，兼“豫南剿匪總司令”，在信陽以東地區(qū)圍殲以白朗為首的起義軍。４月，任湖北軍務幫辦。
１９１５年，袁世凱竊國稱帝，王占元積極擁護，曾列名段芝貴等人的勸進電。１０月，袁世凱授以莊威將軍。１２月底，云南護國軍起義反袁，王向袁表示忠誠，袁又授他以襄武將軍督理湖北軍務。１９１６年１月，正當袁世凱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而精神沮喪時，王占元還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發(fā)現(xiàn)龍骨化石之機，編造離奇的神話，向袁獻媚說：“當此一德龍興之日”，“天眷民佑，感應昭然”。這種為袁世凱稱帝捧場的丑行，成為當時人們談話的笑料。２月１８日，王占元又以血腥手段鎮(zhèn)壓了武昌南湖陸軍第一師炮隊的反袁士兵。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段祺瑞為國務總理。７月，授王占元以湖北督軍兼民政長。王表面對黎恭順，暗中附和實力派。不久，黎、段之間發(fā)生“府院之爭”。１９１７年５月，吉林督軍孟恩遠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軍，領(lǐng)銜要求解散國會，向黎施加壓力，王占元曾與孟恩遠一道列名通電。之后，黎特意召見王、孟二人，懇求他們向各省軍閥進行疏通。５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職，九省督軍宣布獨立，王占元表面未曾列名，實際上仍然與各省軍閥沆瀣一氣。
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日益明顯地分化為直（以馮國璋為首）皖（以段祺瑞為首）兩系，王占元站在直系一邊，９月，孫中山在廣州聯(lián)合南方各省實力派，建立“護法”軍政府，反對竊據(jù)北京政府的北洋軍閥。這時，直皖兩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對護法各省的和戰(zhàn)問題發(fā)生分歧。馮國璋依靠王占元等長江直系三督軍的支持，高唱“和平統(tǒng)一”政策，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tǒng)一”。１１月１４日，北洋政府駐防湖南前線的兩師長王汝賢、范國璋在馮的授意下，首先通電撤兵，主張和平解決南北爭端。接著，１８日，王占元又同李純、陳光遠、曹錕聯(lián)銜發(fā)出相同的通電。在直系的和平攻勢下，段祺瑞的“武力統(tǒng)一”政策受挫，軍事隨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軍傅良佐被趕出長沙，段辭去國務總理職務。馮國璋取得暫時優(yōu)勢，但由于皖系的牽制，對和戰(zhàn)猶豫不決。
王占元鎮(zhèn)壓武昌首義的清廷干將
王占元為保持他在湖北的統(tǒng)治，對和戰(zhàn)采取觀望態(tài)度，企圖左右逢源。１９１８年１月２７日，打著“護法”旗號的湘桂聯(lián)軍攻占岳州，２月１１日，馮國璋免去被聯(lián)軍擊敗的北洋第二師師長王金鏡的職務，由王占元兼代。王占元和江蘇督軍李純以南北議和調(diào)解人的身份展開活動，示意聯(lián)軍勿再進逼。湘桂聯(lián)軍并無真正實力，總司令譚浩明為了爭取湖北中立，向王作出“不入鄂境”的保證。南北對峙的局面暫時穩(wěn)定下來。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馮國璋病死，曹錕成了直系首領(lǐng)。王占元附和曹錕、吳佩孚共同對抗皖系，１９２０年４月，他出席了曹錕為部署反皖系在保定召開的直奉兩系聯(lián)盟會議。５月，吳佩孚從湖南衡陽前線撤兵北上，路經(jīng)湖北時，王占元慷慨資助餉械。６月１３日，北京政府的總統(tǒng)徐世昌在曹錕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７月，王又乘直皖戰(zhàn)爭之機，扣留了皖系的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并收編了吳的軍隊，從而擴大了他在湖北的軍事實力。
直皖戰(zhàn)后，奉系張作霖把觸角伸向長江中游，想方設(shè)法拉攏王占元。北京政府也想依靠王占元調(diào)解直奉兩系間的矛盾。１９２１年４月，國務總理靳云鵬在天津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曹錕、張作霖分別代表直、奉兩系外，還邀請了王占元，一時稱為“四巨頭會議”。王占元在會上大肆吹噓，并稱“湘川黔滇不日北附”，想以此向北京討取更大的好處。當時，廣州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tǒng)，另立政府，王占元尾隨曹、張等北方軍閥一起通電反對。
王占元在湖北的殘酷統(tǒng)治，引起人民的強烈反對。由于他克扣軍餉，１９２１年前半年湖北境內(nèi)連續(xù)發(fā)生兵變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兩次為最大。變兵燒殺搶掠，人民遭受慘重損失。因此，湖北倒王運動迅猛高漲。７月底，倒王運動主持人李書城等，聯(lián)絡湖南軍閥趙恒惕，以湘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任援鄂總指揮，統(tǒng)率兩個師，由岳州進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師師長孫傳芳擔任前敵指揮，進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線就全面被突破。８月７日，王占元被迫辭職，攜帶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財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張作霖、曹錕、吳佩孚、靳云鵬等軍閥政客，企圖東山再起。他經(jīng)常往來京奉道上，極力巴結(jié)張作霖。１９２２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后，他又把賭注押在曹錕、吳佩孚一方。１９２４年第二次直奉戰(zhàn)后，曹、吳失勢，張作霖重返北京，對王占元極為冷淡，王的活動才稍加收斂。
１９２６年９月，王占元應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的邀請，到南京就任孫的訓練總監(jiān)，與孫共同抗拒北伐革命軍，并一度幻想北伐軍和吳佩孚兩敗俱傷，由孫傳芳坐收漁利，讓他再回湖北。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摧毀了王占元的美夢。但他還要作垂死掙扎，配合英、日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偕同靳云鵬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間，撮合張作霖、張宗昌和孫傳芳捐棄舊嫌，共同抗擊北伐軍。但歷史作了無情的回答：北伐勝利了，北洋軍閥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國租界的保護。
王占元曾經(jīng)用搜括來的錢，先后在北京、天津、大連、保定購買了大宗房產(chǎn)；在山東投資于紗廠、煤礦；在直隸投資于面粉廠、電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開設(shè)銀號，壟斷軍用品，販賣黃金，倒運銀元；在直隸南部、山東西部乘災荒之年購置大量土地，還把大量金錢儲存在外國銀行。在北洋軍閥中，王占元算得上一個大地主兼大資本家。
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５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
王亞樵反清的鐵血殺手
王亞樵，字九光，別字擎宇，１８８７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鄉(xiāng)一個農(nóng)民家庭。
王亞樵不滿清廷的腐敗，青年時就與合肥及鄉(xiāng)里友人組織“正氣學社”，結(jié)識柏烈武、吳旸谷等人，密謀反清。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fā)，２４歲的王亞樵奔走呼號國民革命，得吳旸谷先生支持，與李元甫、王傳柱等晉見革命軍都督柏烈武，受任成立廬州軍政府。李元甫任都督，王亞樵任副都督。響應武昌起義，宣布廬州獨立。
不久，清政府以請酒為名誘殺李元甫、王傳柱、李小一等。王亞樵在各地動員民眾，幸免于難。清巡防營季光恩等派出武裝搗毀廬州軍政府，強繳革命武裝，四出捉拿王亞樵，圍其住所搜捕。
王亞樵逃亡南京結(jié)識社會黨人江亢虎。社會黨鼓吹“鋤強抑暴，鏟富濟貧，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王亞樵認為這是拯救中華民族之真理，于是加入社會黨，負責安徽支部。約友人許習庸、洪躍斗、丁鶴齡等加入社會黨，分頭前往各縣發(fā)展黨員。先后在巢縣、合肥、懷寧、蕪湖、全椒、滁州等２０余縣成立支部。各地參加社會黨人約２０萬，改支部為總部，自此王亞樵馳名安徽。是時北洋政府派倪嗣沖任安徽督辦。倪嗣沖指社會黨為“亂黨”，通令捉拿，搗毀總部，下令通緝王亞樵。
１９１３年王亞樵逃亡上海，無處容身，與何鑄九、姚立堂等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馬路。
１９１５年王亞樵隨柏烈武在上海環(huán)龍路４４號拜見孫中山，聆聽教誨，深感不打倒軍閥、掃清清朝余孽，不可能統(tǒng)一中華，抵御外侮。自此跟隨孫中山從事反軍閥斗爭。南北反袁聲浪高漲，王亞樵奔走呼號，討袁護法。洪憲帝制推倒，馮國璋、段祺瑞、曹錕等相繼竊國，孫中山開始二次護法革命，率黨人赴廣州成立革命軍政府，王亞樵隨行。由于陳炯明等軍閥叛變，孫中山不得已赴日本。王亞樵等遵孫中山之命，回上海從事革命活動。
老同盟會員韓恢在上海從事反江蘇軍閥李純的革命活動。王亞樵、胡抱一等亦參加反李斗爭，籌劃分赴蘇北、皖東，組織國民革命軍攻南京，建立北伐根據(jù)地，迎回上海。１９１９年韓恢率王亞樵等赴蘇北泰州、鹽城、洪澤、泗洪、淮陰、滁州等地組織國民革命軍隊。建立了一個共有千余人的武裝。是年冬，李純派勁旅攻韓恢，眾寡懸殊，韓恢戰(zhàn)敗被擒，死難于南京。李純下令捉拿革命黨人，王亞樵等分頭潛逃各地。
１９２１年春，王亞樵回上海，深感滿天飛地鬧革命，一事無成。決定創(chuàng)辦復炎小學紀念韓恢（韓恢號復炎），培育人材，并為宣傳革命的活動據(jù)點。是時王亞樵結(jié)識浙江督辦盧永祥長子盧小嘉，從此王亞樵在上海從事活動有了一定社會基礎(chǔ)。
１９２３年柏烈武、王亞樵受孫中山之命，發(fā)動反對曹錕賄選的斗爭。王亞樵反曹斗爭受到進步人士沈鈞儒、褚輔成、王樂平、常恒芳等各方面支持，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曹運動。
１９２６年國共合作出師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亞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撫軍民擁護北伐。安徽軍閥陳調(diào)元派兵圍困王亞樵于洪澤湖，相持數(shù)月。約于１９２７年春，王亞樵率眾分路突圍，突圍后僅余隨從１０余人赴南京。闞培林、張在中、殷愛棠、劉醒吾突圍至來安水口鎮(zhèn)，被尾追擒獲，慘遭活埋于水口鎮(zhèn)。唯王亞樵得以逃脫。
后因政見不合，與蔣介石形成水火之勢，遭到通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