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韓非，戰(zhàn)國晚期韓國人，韓王室公子，戰(zhàn)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記記載，韓非精于“刑名法術之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因為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韓非子一書中。

韓非是戰(zhàn)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認為是陰謀學家，韓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關于陰謀。韓非目睹戰(zhàn)國后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yǎng)非所用、用非所養(yǎng)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北阃硕鴷瑢懗隽斯聭?、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洋洋十萬余言。

韓非被韓王派遣出使秦國，于是文采斐然的韓非為秦王嬴政所賞識備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滅六國一統(tǒng)天下的通天大計，而首要目標就是韓國，但作為韓國公子的韓非與李斯政見相左（韓非主張存韓滅趙），妨礙秦國統(tǒng)一大計，廷尉將其投入監(jiān)獄，最后逼其自殺。最終，韓非自殺于云陽。

生平

生平和著作

公元前二三四年，二十五歲的秦王嬴政，即后來的秦始皇已繼位十三年。三年前，他果斷地誅除了嫪毐和呂不韋集團，鞏固和加強了國內(nèi)統(tǒng)治。此時，他指揮的秦軍，在名將王翦、蒙驁的統(tǒng)率下，正以多路向關東六國進擊。此時以中國救主顧盼自雄的秦始皇，頭腦中正規(guī)劃著一幅龐大的統(tǒng)一帝國的藍圖。有一天，他讀著從東方傳來的孤憤、五蠹之書，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絕：“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在一旁的舍人李斯告訴他，寫這書的人叫韓非，他現(xiàn)在在韓國。秦始皇為了得到韓非，毅然下令伐韓。在秦軍的強大攻勢面前，韓國只得乖乖地交出韓非。由此秦始皇與韓非得以面談，對他的學說更加欽佩?？赡茉谘哉勚许n非為韓國說了幾句好話，害怕威脅自己升遷的李斯、姚賈乘機進讒言，誣陷韓非。秦始皇下令將其下獄治罪，李斯立刻進毒藥，逼其自殺。韓非自辨無路，仰藥而死。當秦始皇反悔而派人銜命赦免韓非時，看到的是韓非已經(jīng)發(fā)冷的尸體了。先秦新興地主階級法制理論的最后一位大師，也是一位戰(zhàn)國“百家爭鳴”思潮的總結(jié)者韓非，就這樣悲慘地結(jié)束了自己的一生。

由于歷史留下來的材料十分簡單而又互相抵牾，以致關于他的生平，不能得到更詳細的了解。我們只知道他出身于韓國貴族，“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他曾與李斯一起師事荀卿，學問勝過李斯。他見韓國政治腐敗，改革不力，在強秦進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書韓王，提出修明法度、求人任賢、賞罰分明等富國強兵的建議，但不為韓王所納。韓非憤激之余，寫了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言，完成了封建法制理論的系統(tǒng)化工作?？上墓蕠褯]有條件實行他的理論，而最有條件實行他理論的秦國卻以斷頭臺接待了這位躊躇滿志的學者。他是在沒有看到自己的理想實現(xiàn)的情況下，抱恨終天，赍志以歿的。他的卒年（前２３３）是清楚的。而生年則眾說紛紜。有人說他生子韓厘王十五年（前２８１）前后，壽在四十、五十之間；有人說他生于韓厘王初年（前２９４）前后，壽在六十左右；也有人主張其生當韓襄王末年（前２９６），其壽不小于六十五歲。

韓非

韓非生活在戰(zhàn)國末期，社會正處在劇烈的變化中。新興的地主階級向奴隸主貴族進行奪權(quán)斗爭，五霸七雄為爭奪統(tǒng)一中國而進行戰(zhàn)爭，在這一社會背景之下，思想界也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百家爭鳴，九流競艷，人才輩出，群星閃爍，如梁啟超所形容的“如春雷一聲，萬絳齊茁于廣野；如火山乍烈，熱石競飛于天外”。為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quán)而服務的法家學說，在批判和綜合道、墨、儒、名等學說的基礎上，需要使自己的理論系統(tǒng)化、完整化。韓非適逢其時，完成了時代所賦予的這一使命。

任何思想都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除了政治和經(jīng)濟的條件之外，還必須有可供批判繼承的思想資料。而春秋末至戰(zhàn)國時代，已經(jīng)為韓非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資料。

韓非主要繼承和發(fā)展的是先秦法家先驅(qū)者的理論。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都被他融匯貫通、冶為一爐，成為法家學說發(fā)展的集大成者。

韓非也批判改造了老子的自然觀和無為思想，發(fā)展了先秦以來的唯物論和無神論思想，為他的法制主義找到一個堅實的自然哲學基礎。所以司馬遷說他“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韓非還繼承和發(fā)展了荀況的唯物論、歷史進化論、性惡論和隆禮重法論。事實上，荀況與韓非這兩個師生共同架設了一座由禮治到法治的過渡橋梁。

另外韓非也在形式上繼承了墨家“尚同”的思想，同時把“上同而下不比”、“以名舉實”和儒家“制名以指實”、“叩其兩端而竭焉”等邏輯思想結(jié)合起來。

事實說明，韓非作為先秦法家學說的最后一位大師，他雖然批判了法家以外的其他各種思想流派，但他并不拒絕其他思想流派中對自己有用的東西。韓非思想之所以顯出博大精深，與他善于吸收前人成果是有直接關系的。

韓非的著作韓子，亦稱韓非子?，F(xiàn)存韓非子一書，五十五篇。雖然它是先秦古籍中竄改較少的著作，但其真?zhèn)?，學術界也存在幾種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所有篇章皆出自韓非，有人認為只有史記記載的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共六篇）、說林、說難等十篇出自韓非，其余皆竄入者。另外還有數(shù)種不同的說法。我們認為，除了忠孝、人主、飭令、心度、制分為法家后學著作，可能不是韓非自作。初見秦、存韓、難言、愛臣為戰(zhàn)國縱橫家著作。其余四十六篇，大體都出自韓非之手。

韓非雖然同其前輩法家吳起、商鞅一樣做了地主階級進步事業(yè)的殉葬者，但是，他們創(chuàng)建的法制理論卻為后來的封建統(tǒng)治者所篤行，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長遠影響。秦始皇雖然誤信讒言殺死了韓非，但他統(tǒng)一中國以后的各項措施，不少是采納韓非的法制理論的。

唯物論的自然觀

老子的思想體系雖然屬于客觀唯心主義，但他擯棄了天地鬼神的作用，第一次以“道”作為天地的主宰。他的辯證法思想，豐富了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韓非批判地改造了老子“天道無為”的思想，提出了自己唯物論的自然觀。他認為“道”、“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這里的“道”雖然還帶著從老子那里脫胎而來的痕跡，但他又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這里，韓非把“理”說成具體事物的規(guī)律，把“道”看成宇宙萬事萬物的總規(guī)律。“道”含蓄著“理”，是“理”的總匯。應該說，“理”這一范疇的提出，是韓非對唯物論的新貢獻。韓非堅信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理，宇宙有著自己的總規(guī)律，因而也堅信事物的發(fā)展有客觀規(guī)律，這就是他所說的“定命”和“信數(shù)”。他說“天下信數(shù)有三”，一是人的智慧無法實現(xiàn)的，二是人的勇力無法達到的，三是人在強大和威勢面前是無法取勝的。只有“因可勢”、“求易道”，即利用可以成事的客觀條件和形勢，才能“用力寡而功名立”，取得各種事業(yè)的成功。他認為賢明君主立功成名必須具備四個條件：天時、人心、技能、勢位。他說，天時不利，雖有十個堯這樣的圣人，也不能在嚴冬使禾生一穗；人心不順，雖有賁、育這樣的勇士也無法取得對敵斗爭的勝利。他的結(jié)論是：“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這里，韓非從實踐的角度說明辦任何事情都必須遵循事物本有的客觀規(guī)律。韓非雖然指出人的行動必須受制于客觀必然性，但他卻避免了老子“清凈無為”，不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缺點。他認為人既不能做違反客觀規(guī)律的狂人，也不應無所事事，一味等待自然的恩賜。而應該利用天賦的聰明睿智，在自然條件許可的范圍內(nèi)，發(fā)揮能動的作用。韓非這一思想，有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因素。

從這一唯物論自然觀出發(fā)，韓非堅定地站在無神論立場上，駁斥了當時流行的鬼神可以決定吉兇，卜筮能夠預測禍福的宗教迷信思想，否定了以星象變化，妄測國家興亡和戰(zhàn)爭勝負的占星術。他用歷史事實揭穿卜筮的欺騙性。在飭邪中，他說，趙國攻打燕國時，鑿龜求卜，得兆“大吉”，燕國迎戰(zhàn)趙國，同時鑿龜求卜，也得兆“大吉”。但兩軍交戰(zhàn)的結(jié)果，燕軍兩次都打了敗仗；趙國相信卜筮，先勝燕國，再勝齊國，但與秦國交戰(zhàn)時，卻又一敗涂地。燕、趙交戰(zhàn)時，難道是燕國的龜不靈，而趙國的龜靈嗎？趙國的龜既然靈，為什么與秦國交戰(zhàn)時又不靈了呢？韓非又以越王勾踐的故事，證明恃龜不如靠人。開始，勾踐恃大朋之龜，但與吳國一戰(zhàn)敗北，自己也成為吳國的俘虜，受盡凌辱。歸國以后，再也不鑿龜問卜，而是“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明法親民以報吳”。后來，不僅滅掉吳國，雪會稽之恥，而且北上中原，儼然成為一霸。韓非還譏諷那些幻想長生不老的侯王。他們的巫祝雖然天天焚香作法，預祝千秋萬歲，但并不能延年益壽。燕王曾派人向“傳不死之道”的仙人學習，但還未來得及學，仙人自己卻一命嗚呼，燕王怪罪派去的人貽誤大事而處以極刑。對此韓非嘲笑說：“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之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韓非又以確鑿的事實，嘲弄了占星術的虛妄。說魏國曾連年東向攻齊，迭克陶、衛(wèi)，取得一連串的勝利。后來轉(zhuǎn)而西向攻秦，卻連吃敗仗，損兵失地。韓非便問，這難道是因為豐隆、五行、太一、王相、六神、歲星等吉星都在西方，因而成為魏國的守護神嗎？難道又因為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臺等兇星都在東方，因而造成對秦作戰(zhàn)的不利嗎？這些事實說明，天上星宿的方位，根本不能決定國家盛衰的命運。韓非的結(jié)論是：“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xiāng)不足以專戰(zhàn)。然而恃之，愚莫大焉。”“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韓非進而還從唯物論的自然觀出發(fā)，批判了當時流行的所謂生死禍福是出自上天的獎勵懲罰的天人相與論。認為生死禍福是由人自身的行為造成的，與上天沒有任何關系。“禍難生于邪心，邪心誘于可欲?？捎?，進則教良民為奸，退則令善人有禍?！边@是說禍福起于邪心。另外，由于人們憂愁難耐，精神錯亂，思慮不周而造成的行為過失，也同樣能夠給人帶來災禍。幸福的來源是由于人自己“行端正”、“思慮熟”、“得事理”，因而辦事成功，福壽兩全。這里，韓非竭力把生死禍福從天上拉回到人間，從人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中找原因。雖然他不可能從社會經(jīng)濟和階級的原因來解釋生死禍福，而把生死禍福單純歸因于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但較之那些上帝決定人間生死禍福的神道說教，畢竟是前進了一步，它表現(xiàn)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氣勃勃敢于面對現(xiàn)實。他認為，只要政治清明，“內(nèi)無痤疽瘴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人們不會遭到無妄之災，鬼神迷信也就沒有市場了。盡管韓非在這里把消滅鬼神迷信看得過于簡單，不了解鬼神迷信的產(chǎn)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但是，他對鬼神迷信的批判，是有著重大進步意義的。

“參驗”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事物是否能夠認識？人有沒有認識事物的能力？人的認識怎樣反映客觀實際？如何判斷認識的正確與錯誤？對這一連串認識論的基本問題，韓非基本上做了唯物主義的回答。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所以然之道”和“所以然之理”，都是客觀存在的，是可以認識的。而人類是有認識事物的能力的?！奥斆黝Ｖ牵煲?；動靜思慮，人也?！比祟愓J識事物的器官是天生的，認識事物卻是人的主觀能動行為?！八紤]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認識事物首先靠耳、口、目、鼻等“天官”、“空竅”接觸事物，獲得感性認識，同時也要靠“心”的思慮使認識得到深化。

韓非塑像

韓非已接觸到檢驗認識和行動是否正確的標準問題。他認為，判定言論、意見是否正確，要看其是否符合“形名參同”。如臣下發(fā)言、行事，言必有名，事必有形，據(jù)形驗名，就是“形名參同”?！坝醒哉咦詾槊?，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表n非主張對當時各家學派的言論，必須根據(jù)歷史和事實加以“參驗”。凡缺乏歷史和事實根據(jù)的理論，都是愚妄的謬論。按此行事，就是欺騙行為。進而，韓非認為，判斷言行是否正確，歸根結(jié)底是看其在實踐中的“功用”?！胺蜓孕姓?，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他以許多生動的故事來證明自己的理論：在齊國的稷下學宮，有一個叫兒說的辯者持“白馬非馬”之說，折服了在場的所有學者。但當他乘白馬過關的時候，還要按照馬的毛色交過關稅。韓非批評說：“如果憑借虛浮言辭來辯論，口才好的人能辯勝全國的口；如果按照形象考察實際，就無法欺詐一個人?！表n非還批評陰陽家的“閎大不經(jīng)”之談，嘲笑他們無法驗證的言論不過是一種“畫鬼”。他說，畫犬馬最難，畫鬼魅最容易。因為誰也沒見過鬼魅，所以可以隨心所欲地亂畫。犬馬天天可見，畫不像是不行的。當然，陰陽五行學說中包含著運動變化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韓非把陰陽家說成都是一批畫鬼惑眾的騙子，也有過分之處。韓非還講過兩個故事，說明做什么事情都必須看效果：秦國國君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晉國的國君，同時陪送了七十個漂亮的婢女。結(jié)果晉人愛其婢而賤公女。這樣，秦國以嫁女維持兩國關系的目的就沒有達到。韓非認為這是“善嫁妾（婢）”而非“善嫁女”。楚人把一顆珍珠裝在一只極其漂亮的盒子里，“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結(jié)果鄭人買了盒子而退還珍珠。這就是著名的“買櫝還珠”的故事。韓非認為，這些行動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說明行動本身是錯誤的。言行必須以“功用”為“的彀”的思想，隱含著以實際效果作為檢驗言辭理論的標準的科學認識因素。

韓非還以一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事，把矛盾的概念第一次引進認識領域。他認為人的思維要符合形式邏輯的規(guī)律，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由此引申，他認為君主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并從各種互相對立矛盾的意見中判斷其中哪一種符合實際，千萬不要只聽一種意見。如果一個君主經(jīng)常聽到的只是一種聲音，那么這種意見即使把他引到完全錯誤的道路上，他也不容易發(fā)覺。最后，韓非認為，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社會里，國君更要有自知之明。他說：“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边@是說，人君要對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敢于同自己的錯誤做斗爭。他又說，良藥雖然苦口，但醫(yī)生們勸病人喝下去，因為它可以治好?。弧爸已苑饔诙?，但聰明的君主還是要聽，因為它可以使事業(yè)取得成功。他講了一個齊王好紫衣的故事，說明以身作則的重要性。齊王好紫衣，大家爭相穿用，結(jié)果弄到全國紫衣缺貨價昂。后來齊王納諫棄紫衣，情況立即發(fā)生變化：當天，郎中不穿紫衣了；當月，國都之人不穿紫衣了；當年，齊國境內(nèi)再無人穿紫衣了。這個故事中隱喻的道理，至今還發(fā)人深省。

總之，韓非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強調(diào)了“參驗”和“功用”，達到很高水平。

今勝于昔的進化歷史觀

在先秦諸子中，絕大部分人都把人類的黃金時代放在遙遠的古代。以孔丘、孟軻為代表的儒家鼓吹堯舜和三代的理想；墨翟為首的墨家則謳歌大禹時代的“尚同”和“尚賢”；老聃和莊周的道家更贊揚“小國寡民”的“至德三世”。中國歷史上傳說時代的遠古圣王，絕大部分是在這一時期編造出來的。韓非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對未來充滿信心，因而繼承和發(fā)展了荀子的歷史進化觀點，批判了儒、墨、道的歷史觀。

韓非子

首先，韓非認為，歷史既不是一成不變的簡單重復，更不是今不如昔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而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的連續(xù)發(fā)展過程。他把中國歷史分成四個發(fā)展階段：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當今之世。上古指有巢氏構(gòu)木為巢、燧人氏鉆木取火的時代。中古指鯀、禹父子治水的時代。近古指湯、武征伐的時代。當今指春秋戰(zhàn)國五霸七雄的時代。韓非還描繪了各個時代不同的特點和風貌，第一次較為近似地畫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變化的歷史情景。他說：上古競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不同，治國的法術也應不同。時代進入中古，如還有人提倡構(gòu)木為巢，鉆木取火，必然被鯀、禹所恥笑；時代進入近古，如還有人無故決瀆排水，必然被湯、武所恥笑；時代進入當今，如還有人謳歌堯舜湯武的道德功業(yè)，也就必然為“新圣”所恥笑。他的結(jié)論是：“圣人不期修古，不法?？?，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彼S刺儒家“法先王”、“行仁義”的統(tǒng)治方法，在當時不過是“守株待兔”和“塵飯涂羹”之類的空想罷了。韓非極力鼓吹順應歷史潮流的封建化改革，為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其次，韓非努力破除天命。神道史觀，竭力探索歷史發(fā)展的決定力量。韓非以前及其同時的許多思想家，大力鼓吹“天生民而作之君”的神道史觀，國君被稱為“天子”，地上的變化被說成是老天爺有目的的安排。韓非上承荀子，把天神從歷史領域中驅(qū)除出去，將歷史還原為人類自己的歷史。他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gòu)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蝽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表n非對上古的描畫，正如歷史學家郭沫若說的“確實是道破了原始社會的實際”。這里，韓非雖然把原始社會的一些重大發(fā)明與所謂“圣人”聯(lián)系在一起，但他的描述，比起同時代的其他思想家，畢竟更接近原始社會的歷史真實。不僅如此，韓非還進一步談到經(jīng)濟生活與人類歷史的關系。他說，堯做國王的時候，吃著粗糲的食物，喝著藜藿做的羹湯，冬天穿鹿皮，夏天穿麻布衣服，就是今日看門小官的衣食住行也比他強多了。禹做國王管理天下的時候，親自帶領人民干活，終日勞累，以致大腿上無肉，小腿上不生毛，就是一般奴隸的勞苦也不過如此。這樣看來，古人辭去天子，不過像今天辭掉一個看門人的俸祿和拋卻奴隸的辛勞罷了。因此，古代禪讓天下的事是不值得過多贊揚的?？山裉斓囊粋€縣令，即使他死后，他的子孫也可以世世代代坐馬車，享受尊榮。所以就辭讓而言，古人可以輕而易舉地辭去天子王位，今人卻是難以舍棄辭去一個小小的縣令。這是因為實際利益有厚薄不同的緣故。他的結(jié)論是：“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quán)重也?！边@意思是說，古人之所以不爭權(quán)，因為無利可圖，而今人所以爭權(quán)，是因為有財有勢可圖。韓非從經(jīng)濟生活的影響來分析道德的時代性質(zhì)，正是體現(xiàn)了他的唯物主義精神。由此，韓非把國家盛衰社會治亂的原因歸結(jié)到社會經(jīng)濟問題。所以他認為必須強迫人民努力生產(chǎn)，大量增加社會財富，才能給社會的繁榮，道德的推行，國家的安定奠定基礎。所以他激烈反對當時的文學之士、言談之士、道德之士、工商之民、游俠之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人脫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坝昧φ吖褎t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為此他主張重本抑末，獎勵耕戰(zhàn)，大力鞏固和發(fā)展封建經(jīng)濟?？梢钥闯?，韓非在這里繼承了管子“倉稟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看到了物質(zhì)生活對國家治亂，道德風尚的影響，比之儒家空談仁義的說教，合理的因素更多一些。但是，韓非為了論證以暴力為后盾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進步性，卻將物質(zhì)與道德的關系絕對化了，在五蠹中他認為人口的增長大于財富的增長，社會上人口愈多，財富就愈少。財富愈少，爭奪就愈激烈。而社會的動亂就是因人口的大量增殖引起的。因為人口多而財富少，所以在他看來，只有依靠嚴刑峻法才能維持封建的社會秩序。這里，韓非的可貴之處，在于看到了人口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關系，特別是他看到了人口的增長與社會財富分配之間形成的矛盾。但是，把社會的動亂單純歸結(jié)為人口大量增殖，而引起對財貨的激烈爭奪，則是錯誤的。因為在階級社會里，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在于統(tǒng)治者殘酷的壓迫和剝削。

最后，韓非把歷史的根本動力歸結(jié)為人類對一己私利的無厭追求?！靶詯赫摗笔撬@一理論的出發(fā)點。韓非認為，人性是隨著歷史的發(fā)展而變化的。遠古之人無利可爭，所以敦樸愚蠢；今之人有利可圖，所以狡詐智慧。而所有人刻意追求的東西，不外乎名和利！“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薄袄诿駳w之，名之所彰士死之?！辈粌H一般人和士君子追逐名利，就是那些擁有巨量財富和據(jù)有極大權(quán)力的貴族們，也經(jīng)常演出弒父殺兄、篡位逼宮之類骨肉相殘的丑劇。這在韓非看來，所有的社會關系都離不開名和利。如王良愛馬，是為了讓它馳騁疆場；勾踐愛民，是為了使他們拼死鏖戰(zhàn)，以雪會稽之恥；醫(yī)生吮病人的傷口，吸出敗血，這并非因為他同患者有骨肉之親，而是為了收取高昂的酬勞；造車的工匠，希望人人富貴；做棺材的工匠，則盼著人人早死。這并不是因為造車者仁慈而做棺者殘忍，人不富貴車子賣不出，人不死棺材賣不掉。棺材匠并不是憎惡人，因為他的利益恰恰與人的死亡聯(lián)系在一起。在他眼里，普天之下都是為私利活動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建筑在利害基礎上：傭工與雇主、父親與兒子、丈夫與妻子、同事和朋友、君主和臣子，都是以利害聯(lián)在一起的。韓非撕破了儒家手織的“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的溫情脈脈的封建倫理觀點，將其還原為爭權(quán)奪利，爾虞我詐的赤裸裸的利害關系。而人類的歷史，也就是在各種不同的人，日日夜夜追名逐利的推動下，一步一步過來的。所以，君王應該利用人人趨利避害的本性，用嚴明的賞罰驅(qū)使臣子、官吏和人民為自己效力。他的法制主義理論正是奠基于這種“性惡論”基礎之上。韓非“性惡論”的合理因素，是在于他看到了人人都有自己的物質(zhì)利益。但其錯誤是在于他把唯利是圖看成是人的本質(zhì)，把剝削階級的本性當成了普遍的人性。韓非的“性惡論”是戰(zhàn)國時代商品經(jīng)濟得到較大發(fā)展的反映，這種人性論雖然接觸到剝削階級的某些本質(zhì)特征，但是，由于它太少偽飾，太赤裸裸，因而對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長遠利益不利。所以在秦以后，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者雖然在事實上接受和運用著韓非的法制理論，但并不張揚他的“性惡論”，而更多地宣揚孟軻的“性善論”。因為“性善論”把人追求名利，說成是后天才有的，不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義的，所以通過封建道德修養(yǎng)，可以自覺地返回本性，恢復本性，這比“性惡論”更高一籌。

總之，韓非的歷史觀雖然不能超越歷史唯心主義的局限，但是，由于他倡導今勝于昔的歷史進化論，批駁了君權(quán)神授的宗教迷信，從人類的經(jīng)濟生活尋找歷史發(fā)展的動因，鼓吹“世異必變”的變革思想，這就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變革現(xiàn)實的要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的進步作用還是主要的。

法術勢相結(jié)合的法治思想

前面講到韓非是依據(jù)法家思想，那么，韓非的法家思想究竟有哪些內(nèi)容呢？這在敘述韓非的法家思想之前，有必要把他以前的法家先驅(qū)人物做一簡單的追述。

韓非塑像

中國地主階級法制思想的產(chǎn)生，是同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的產(chǎn)生，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成長相適應的。與此相適應的法家先驅(qū)人物，就是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

李悝是戰(zhàn)國初年魏文侯的老師，據(jù)載他曾寫過著名的法經(jīng)。雖然此書早已亡逸，但在晉書·刑法志和唐律疏議中還留下它的痕跡。這部以盜、賊、捕、囚、雜、具等六章組成的法經(jīng)，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備的法典，對后世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憽?/p>

稍后于李悝的吳起，是新興地主階級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曾襄助魏文侯和魏武侯厲行改革，設常備兵，使戰(zhàn)國初年的魏國一度居于霸主的地位。后來又相楚悼王，實行了一系列摧抑奴隸主貴族，推行封建法制的措施，使楚國迅速強大。但不久悼王死，舊貴族反撲，他成了法家先驅(qū)人物當中的第一個殉道者。

后起于吳起的商鞅，曾在秦國進行了七國中最為徹底的變法。結(jié)果是“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鄉(xiāng)邑大治”。雖然后來商鞅也被秦國的舊貴族“車裂”而死，但他的改革卻為秦國的迅速強大奠定了基礎。因為商鞅重視用法的齊一制度，推行政令，獎勵有功，懲罰有過，并且特別強調(diào)“輕罪重罰”，所以被認為是重法的政治家。

與商鞅差不多同時的申不害曾做過韓昭侯的相。他“內(nèi)修改教，外應諸侯”，取得了“國治兵強”的顯著政績，“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他特別提出“術”的理論，從另一個角度為封建專制政權(quán)提供了思想工具。他提出了加強君權(quán)，以“術”駕馭群臣的辦法：“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币员闶咕鳌安偕鷼⒅n群臣之能”。

與孟子同時的趙國人慎到，是一個重“勢”的法家人物。他最先意識到法治與勢，即與政治權(quán)力的關系。他認為無論多么完備的法制，如不憑借強大的政治權(quán)力也是無法推行的。他說，飛龍乘云翱翔，騰蛇在霧中游弋，待到云消霧散，龍蛇落到地上，就同蚯蚓一樣沒有什么了不起了。這是因為它們失掉了憑借。賢人屈從于不肖者，是因為權(quán)輕位卑；不肖者所以能使賢人屈從，是由于權(quán)重位尊。堯如果是一個匹夫，盡管他品德高尚，連三個人也管不了。夏桀縱然暴虐無道，但因為他是天子，也就可以憑借權(quán)勢把天下搞得亂紛紛。由此可知勢力權(quán)位的重要，而賢明和智慧卻不值得羨慕。慎到的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對于權(quán)力的欲望。

韓非總結(jié)了這些法家前輩的思想，第一次明確地闡述了法、術、勢三者之間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他認為，為了推行封建的政治變革，必須實行嚴酷的法治。他批判申不害只講“術”不重法的弊病是：“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钡?，執(zhí)行法治的前提是掌握國家權(quán)力，即必須有“勢”。但有法有勢而無“術”，還不足以對付叛逆臣子的擅權(quán)篡弒，容易造成大權(quán)旁落。因此人君又必須有術。他指出，法雖然可以使國家富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術與法關系密切，“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狈?、術、勢互為條件，又互相補充，構(gòu)成新興地主階級完整的法治思想體系。

韓非認為，法是國家根本的規(guī)章制度，是除了人君之外所有臣民必須一起遵守的根本大法?！肮拭髦髦畤?，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狈ǖ奶攸c是“明”?！熬幹畧D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币獜V泛宣傳，做到家喻戶曉。法是賞罰的依據(jù)，“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把法令叫作“名”，依據(jù)法令進行賞罰，叫做“刑”。法是賞罰的標準，“名”是“刑”的根據(jù)，“刑”必須合乎“名”。所以韓非的法治又叫“刑名之術”。韓非還鼓吹一種類似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里講的臣與民、官與百姓在法的面前一律平等的話，目的是在于破壞奴隸制世官世祿的等級制度，而代之以“使法擇人，不自舉也”為原則的選取制，做到“內(nèi)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經(jīng)過實踐考驗，“論之于任，試之于事，課之于功”，以使大批出身于新興地主和平民的人才涌現(xiàn)。韓非并不否定賢人，但卻極力反對賢人政治，主張“任法不任賢”。他認為賢人少而中人多，就更要事事任賢。但只要厲行法治，嚴格考核篩選，一定能出現(xiàn)勝任封建行政管理的官吏。韓非還繼承商鞅“以刑止刑”的觀點，力主重刑厚賞，“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這樣既利于君，也利于民，奸邪者畏于刑而不敢作奸犯科，百姓因追求厚賞而甘愿身赴國難。但韓非法治思想的著重點并不是厚賞而是重罰。它的“輕罪重罰”的原則表現(xiàn)了法家的“刻薄寡恩”。在實行過程中，它必然要引起勞動人民的劇烈反抗。秦王朝這所以很快的滅亡，不能不與這種“重罰”的思想有關。

韓非的“術”是“藏之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的工具。它有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第一，是知人善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以用人之智，用人之能。雖然君主自己不見得智和賢，但能用正確的方法使智者賢者為我所用，就可收到“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的效果。君主對臣下，“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富，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蓖瑫r，還必須維持高度的中央集權(quán)，以便君主提綱挈領、執(zhí)簡御繁，牢牢地控制住政治中樞，即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zhí)要，四方來效”。第二，專講以陰謀詭計和各種酷烈的手段制馭臣下的法術。韓非從“性惡論”出發(fā)，認為人與人之間根本不存在信賴和忠誠，一切人都圍繞權(quán)力和名利鉤心斗角，你爭我奪。因此，君主對任何人都不能信任，而必須嚴加防范。他認為人君不要希望得到人民的愛戴，而必須具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即握有使人為我所用的辦法。他要求人君平時“無為無見”，不暴露自己的思想傾向，使臣下感到神秘莫測，產(chǎn)生畏懼，不敢產(chǎn)生危害君王的念頭。對于權(quán)大位尊的大臣，要采用扣留妻子親戚做人質(zhì)，以及爵祿和嚴加督責的辦法，使君主保持威懾的形象。一旦發(fā)現(xiàn)有異心，或徑直殺掉，或以毒藥暗害，或交給他的仇人加害。對付一般臣子，則要他們互相監(jiān)視，互相牽制，“以十得一”。韓非以為這樣搞得臣子們?nèi)巳俗晕?，誰也就不敢背著人君干壞事了。韓非“術”的這部分內(nèi)容，突出表現(xiàn)了剝削階級極端的殘酷無情，開啟了后代特務哲學的張本，是不足取的。

韓非繼承慎到的學說，充分認識到“勢”即政權(quán)的重要性。因為它不僅是實行法和術的前提，而且也是法和術服務的對象。他把勢分成“自然之勢”和“人為之勢”。堯舜得勢，桀紂不能亂，桀紂得勢堯舜不能治，這是“自然之勢”，不是人力所能為的。但是，如堯舜這樣的賢君和桀紂這樣的暴君都不過“千世而一出”，在歷史上應屬特例。大多數(shù)時期執(zhí)政的君主，基本上都是“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的“中者”。他們要想取得統(tǒng)治的成功，必須依著“人為之勢”，即“抱法處勢”，“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權(quán)，運用政權(quán)的力量去行法用術。韓非認為，君主必須大權(quán)獨攬，正像王良造父不能共轡而御一樣，君與臣也不能共權(quán)而治，因為“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人君據(jù)勢的關鍵在于掌握刑、德兩大權(quán)柄，以殘酷的殺戮對付叛逆的臣子和人民，以重賞去獎勵那些恭順的奴才。韓非對勢的這種思想較慎到進了一步。

總結(jié)

韓非作為先秦時代最后一位法學大師，完成了先秦法家理論的完整系統(tǒng)化，適應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的要求，為秦建立封建的統(tǒng)一王朝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思想，既表現(xiàn)了新興地主階級在上升時期的虎虎生氣，也顯示了為剝削制度辯護的那種特有的坦率和真誠。但秦王朝僅歷二世即被農(nóng)民革命推翻，從而又暴露了韓非學說的嚴重局限性，證明了單靠嚴酷的刑法還不足以使封建統(tǒng)治長治久安。鑒于秦王朝的慘痛教訓，后來的封建統(tǒng)治者大都采取“內(nèi)法外儒”、鎮(zhèn)撫兼施的統(tǒng)治方法。但不能不指出，依照韓非的理論建立起來的封建專制主義，一方面對封建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國家的統(tǒng)一起了積極的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又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尤其阻礙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延緩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因此，韓非學說在其產(chǎn)生的時代，進步性是主要的；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其中的消極因素在封建社會后期，基本上走向反面。這當然不是韓非個人的責任。我們要歷史地看待韓非的思想及其學說，他在他的那個時代，還是同初期的封建社會的進步事業(yè)聯(lián)在一起的，所以他仍不失為中國古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